2017年1月11日至15日，互联网奠基人、被誉为“互联网之父”的温顿·瑟夫(Vinton G. Cerf)博士到访中国，他先后走访了中科院计算所、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等，做多场主题演讲。其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所做的《互联网治理》演讲涵盖诸多热点话题，尤其值得关注。以下节选了演讲中的主要观点进行编译，与大家分享。让我们了解一下“互联网之父”温顿·瑟夫是如何看待现今互联网发展和全球互联网治理问题的。

一、如何看待中国互联网的发展？

温顿·瑟夫：当你来到像中国这样的地方时，你很快就会了解规模的含义。我所了解到的是，任何数字，只要同中国有关，你都要乘以1000才能反映这里的真实规模。

目前全球接入互联网的设备总量达到了100亿到150亿台。这些设备并非总是处于联网状态，但我们认为其中很多具备接入互联网的能力，例如手提电脑、平板、手机等，当然电脑也是云端设备的组成部分之一。目前全球互联网用户的总数约为35亿，世界总人口大约70亿，中国总人口为12亿。中国有7亿网民，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网民人数占据全球网民人数的五分之一。

这些数字有很多含义，其中之一便是中国做出的巨大投资，中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完成了巨大的投资以获得足够的互联网接入能力来满足人们的需求。我非常尊重中国在互联网建设方面做出的努力，这些努力将继续推动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发展。

二、互联网设计之初是一副怎样的图景？

温顿·瑟夫：互联网的产生并非出于某种单一目的。与专门用来传输电话信号的电话网络以及专门用来输送视频影像的电视网络不同，互联网在设计之初并没有一个特定的应用领域，设计它只是用于在不同地点之间传送一个个微小的数据包，并期望其传输成功的概率大于零。

当鲍勃•卡恩和我在做这项设计时，我们并不知道未来人们会发明什么新技术作为通信手段。我们在1973年从事这项工作，那时我们想开发出支撑因特网自由传输的全新通讯技术，同时还要确保这个架构允许人们自由发明全新的应用和协议。我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你看百度、阿里巴巴、微信，或者其他一些非常流行的应用，开发使用它们都不需要取得互联网发明者的许可。我要强调的是，互联网的设计本身是具有开放性的，网络操作也具有开放性，而这是培养创新和各种全新企业的沃土。

三、互联网如何一步步触发信息传播模式的变革？

温顿·瑟夫：在万维网诞生之前，互联网就是由人们上传至服务器的大量文件构建起来的，这些文件服务器遍布整个网络。在20世纪80年代末，还存在着诸如广域信息服务或者档案检索系统这样的东西，它们基本上是人们用来在互联网上查找文件名的搜索引擎。1991年蒂姆•伯纳斯•李开放万维网之后，搜索引擎变得尤其重要。随后推出的Mosaic浏览器是万维网第一个具有图形交互界面的浏览器，它让因特网变得像杂志那样悦目，人们看到了排版、文本和图片，这是不同于之前单纯文本交互方式的重大转变。

此后，大量用户开始创造信息，并将信息放到网站上，分享给别人。直到像雅虎、谷歌、百度和必应等公司建立信息索引之后，这些如潮水般涌入网络的信息才被人们发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巨大信息量的问题被索引的需求解决了。

新闻出版业历史悠久的以固定印刷为基础的营运模式也因此发生了变革。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以及搜索引擎的出现，人们不再需要将实物作为信息载体了，出版业也不再局限于纸媒。

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我们现在还可以使用流媒体，比如音频、视频以及文档协作编辑。文件被复制并上传至多个数据中心，以此任何数据都不会丢失。可以说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浓厚的协作环境。

四、互联网治理就是域名和数字的管理？

温顿·瑟夫：“互联网治理”的概念无比广泛。多年以来，或许要超过十几年，很多人都认为互联网治理工作的内容只是名称和数字，只是域名和互联网地址分配的问题，这种想法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名称和数字只是互联网治理中非常微小的一部分，治理涉及大量领域，技术治理、商业运营、公共政策都在这个清单中，你必须深入了解，才能准确说出其意义并开展深入思考。

五、如何理解多利益相关方模式？

温顿·瑟夫：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很多年前，美国汽车没有安全带，很多人在交通事故中受到严重伤害。有时候，人们会从汽车的挡风玻璃甩出去而丧命。所以我们的法律制定者要求汽车公司制造带有安全带的汽车，要是不这样做，就无法在美国销售。法律制定者还告知你我这样的用户，驾驶汽车的时候应该系上安全带，还通过展示一些照片，警告用户不系安全带的可怕后果。

但这还不足够，只有劝告的手段还不足够，法律制定者还对没系安全带的驾车人进行罚款或者吊销驾照的惩罚。这个例子实际上是合乎逻辑的政策主张（即人们应该系安全带）和强制性法规（如果发现你开车时没有系安全带，你要承担相应的后果）的结合。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规劝企业用一种公平和合适的方式对待他们的客户，告诉企业，你应该如此行事，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同时如果我们发现你做错了，那你就得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接下来的问题是哪些政策应当被用于规范商业运营和互联网的使用，如何制定出这些政策也存在很多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存在很多观点。一种可能是，政府承担政策制定者的角色，然后强制执行，万事大吉。但是这种方式在松散的互联网世界往往不太可行。在互联网世界中，我们对于最佳的政策制定方式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称其为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或者分级模型，以此区别于单纯由政府机构制定规则的模型。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核心理念强调，每个受政策影响的个体都有发言权，并且能够对政策的制定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说，不论民众或者企业选择哪一种政策，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其实就是搜集全部有效参与者的意见，并将其纳入政策制定之中。这并不是由哪个人或者哪个机构来强制推行政策，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强调共同制定政策，之后再由某个人或者某个实体机构负责实施和推行这项政策。

当然，地方层面、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也都存在各种政策，各国政策制定和实施不兼容的问题在国际层面上便会凸现出来，我们就开始涉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合约和谈判。

六、如何评价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IGF）？

温顿·瑟夫：在过去11年中，我们每年都会召开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IGF），我们并不会在论坛期间制定任何强制性政策，但是来自技术社区、民间团体、政府和私营企业的一些利益相关者都会针对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政策进行探讨。我们在论坛上不做任何决定，可以说这是一个专门用于探讨政策的论坛，是多利益相关方齐聚一堂以帮助消除或者解决可能出现的政策问题的场所，而不是决策的地方，这样的论坛有必要存在。

各参与者在论坛中形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合作关系，因为你并不是在使用严谨的条约或者协议语言同其他参与者竞争，与之相反，你是在努力分享你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以及这些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非常强大而且有用的论坛，也是我一直希望和鼓励中国同事参加的论坛。

七、哪些重要的国际机构正在参与治理互联网？

温顿·瑟夫：首先是ICANN，ICANN于去年10月1日结束了同美国政府之间的合同。这被称为IANA职能管理权移交。ICANN现在是一家完全独立的组织，它要独自负责向整个互联网分配IP地址和顶级域名了，这是一次非常巨大的转型。

我参与成立的国际互联网协会从1992年创立之初至今，仍然在行使着互联网观察的责任，并且也在尝试提供关于互联网的发展、应用方式和相关政策指引方面的观察结果和建议的责任。

互联网工程任务组和互联网架构委员会是制定互联网标准的地方，还有万维网联盟。区域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在IP地址的分配过程中起辅助作用。你们的区域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叫做APNIC，即亚太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他们负责为你们分配IP地址，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独一无二的数字地址。

八、我们需要“网络消防局”。

温顿·瑟夫：网络上充斥着大量不好的事情，我对此厌恶至极，无法视而不见。从政府的角度来说，重要的是想办法让合力找出正在滥用网络的人。此外，政府也需要达成各种协议，找到网络中的违法者，以法治实践给他们以惩罚，或者遏制他们的不良行为。

让我感到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很多小企业并没有设立网络安全部门，不仅在中国，在美国也是如此。所以，我一直在想，我们需要发明一个新的东西，我会称之为“网络消防局”。如果你在经营一家小型企业，你认为你的公司正在遭受网络攻击，你就可以向“网络消防局”求助。这就类似于我们的房子着火时我们需要打电话求助一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的房子着火了，你不会拨打报警电话。

九、怎么才能把伦敦变成硅谷？

温顿·瑟夫：托尼•布莱尔担任英国首相时真的提出过这个问题，“我如何将伦敦变成硅谷？”这听上去确实匪夷所思，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第一要素是高品质人才的不断涌入，不仅是工程设计方面的人才，也包括商业领域、金融和营销销售方面的人才。

第二个要素是风险投资，我来北京的这两天半时间中，我发现中国有充足的风险资金和创业资金，我对此感到非常惊讶，也对此感到非常欣慰。第三要素是社会包容性，我不知道中国如何，但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欧洲，人们倾向于规避风险，因为如果你的公司失败了，你额头上会被打上印记，你再也无法从银行或其他来源获得风险资本。现在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进程依然非常缓慢。我希望社会能够更加包容，因为创业的确存在风险。（CNNIC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编译整理）